第49章
这些人与社会隔绝，集中于光怪陆离的英国贝德兰疯人院，或是恐怖的法国比塞特医院，最沉着理智的人到了这种地方都会发疯。虽然这类机构存在已久——贝德兰成立于1247年，从1547年开始收容贫穷的精神障碍者——但到了十八世纪才独立出来。“理智”的概念里包含有人类和谐共存的涵义，基本上，也是英国国教的观念；“理智”由绝大多数人来定义。把极端者吸纳进社会秩序的想法有违理智。就理性时代的标准来说，精神的极端状态不算正常逻辑的边缘，他们根本就是完全在整体之外。在十八世纪，精神障碍者全无权力和地位。妄想症者和忧郁症患者受到社会极大的压抑，连布莱克（英国诗人）都要叹道：“鬼魂属于非法。”
在各种精神障碍中，忧郁症患者的好处是相对较温顺，所以不像发疯或精神分裂那样受到较残忍的对待。肮脏、卑下、折磨和悲惨，是忧郁症在整个理性时代与摄政时代的命运。严重的精神障碍者也有可能会恢复正常，这种看法在社会上是受到压制的，一旦被人发现有精神病，就得在精神病院度过余生，因为精神障碍者和一头被捕的犀牛一样，不可能再有人类的理性。贝德兰的主治医师蒙洛说忧郁症难以治愈，而且“要治疗失常者，‘手法’和医术一样重要。”患了极度严重的忧郁症的人，通常是残忍疗法的施行对象。波尔哈夫自己就曾提议以更大的身体痛苦，来分散病人对内心痛苦的注意。让忧郁症患者溺水是常见的手法，还用到像怪诞画作里的怪异机器，来让患者旋转至昏厥或呕吐。
较轻微的忧郁症者，因他们的症状而活在近乎黑暗的生活中。鲍斯韦尔（十八世纪的英国传记作家）写了一封长信给他的朋友，内容是关于他的忧郁症经验。在他之后，诗人科伯也做过同样的事。他们的文字流露出那个时代忧郁症患者极端痛苦的感受。鲍斯韦尔在1763年写道：“在这封信里，满纸都是你可怜的朋友的悲惨命运。我的忧郁症已到了最骇人、最苦恼的地步。我沮丧透了。我的心中塞满了最黑暗的想法，我的理智已弃我而去。你相信吗？我疯狂地满街走，号啕大哭，泪流满面，从我内心发出呻吟。哦！老天爷！我怎么受得了！哦！我的朋友，为什么我会这么悲惨。我该怎么办？我对任何事都没兴趣。所有事情都毫无意义，都那么枯燥乏味。”当年的不久，他在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补充说：“深深的忧郁笼罩着我。我觉得自己老了，悲惨又凄凉。所有你能想象的恐怖念头，都涌现在我的脑海中。我以完全不确定的眼光看事情：所有事物都是那么暗淡、愁苦。”鲍斯韦尔开始每天写十行字对自己说话，虽然写得很简略，但他发现在经历忧郁时写下自己的感受，竟可以保持某种程度的清醒。所以我们可看到这样的字句：“你陷入恐怖的忧郁中，满脑子都是不该有的吓人念头。你回到家祈祷……”几天后：“昨天你在晚餐后心情很差，被自己糟糕的想法吓坏。你感到疑惑、不确定，瘫软下来，说想要上床，勉强读着希腊文学……”
科学时代的来临
鲍斯韦尔曾记录约翰逊(十八世纪的英国文豪)的生活，他也得过严重的忧郁症，事实上，是他们共同的忧郁经验使他们结为好友。约翰逊说伯顿写的《忧郁的剖析》是唯一能让他起床的书——“比他预期的时间早起两小时。”约翰逊总是很注意道德，害怕浪费时间，但在他忧郁最严重的时候，他会无所事事地躺上好久，“我总是希望能抗拒‘黑狗’，”约翰逊写道：“在驱赶它的时候，我几乎失去了所有可助我一臂之力的东西。当我孤独地用早餐时，那黑狗就在那等着要分食，从早到晚，它都在吠叫着。”就如同鲍斯韦尔借用德来敦（十七世纪英国诗人）的诗句对约翰逊说：“忧郁，和‘大智慧’一样，与疯狂只有一线之隔。但依我来看，二者大大不同。”
柯珀诗化了他的悲怆，但却比鲍斯韦尔还凄绝。柯珀于1772年写了封信给他的堂兄：“我努力不在信中谈悲伤与愁苦，但是我活跃的和弦都走了调。”接下来的一年，他发生严重的崩溃，有时候完全动弹不得。这段时间他写了一连串令人惊骇的诗给朋友，其中一篇的结尾是这样的：“我，遭天谴，封于血肉之坟／葬于土地之上。”柯珀无法从写作中得到解脱，一天十行字也不能舒缓他的愁苦。事实上，虽然他明白自己是伟大的诗人，但他觉得他的写作能力与忧郁体验没什么关系。1780年，他在写给约翰·纽曼的信上说：“别人期待的是我那可怖的内在自我，而非我为任何目的将其表达出来的力量。我背着无人接下的重担，怀着一颗坚毅得不可思议的心。”杨格（十八世纪英国诗人），大约在同时期的写作中提到“藏于内心的陌生人”，并描述了这世界的郁郁无情：“世界是如此忧郁的容颜！不过／更为悲惨的是，世界是人们真正的容颜！”斯摩莱特（十八世纪英国小说家）写道：“过去十四年来，我内心中有座医院，以最痛苦的方式照顾自己。”女人的命运更加悲惨。德凡侯爵夫人用英文写信给友人：“你不可能想象能理解它，更别说是被它吞噬了。我真希望我从没活过。”她在另一封信中以厌弃自己的口吻说：“告诉我，烦人的生活，为什么我依然怕死。”
十八世纪末的英国新教苦修者把忧郁症归咎于社会沉沦，并指出怀旧的贵族阶级患病率特别高。曾是贵族优雅的标记，如今成为道德沦丧和脆弱的标记，解决之道是除去傲气。约翰逊说这种痛苦可防止怨气，并发现“苏格兰的人民既不富有也不奢华，就我所知，当地的精神障碍者非常少见。”布朗（十八世纪的苏格兰医生兼作家）也说：“我们颓废、胆怯的生活，加上我们的岛屿型气候，使我们的意志越来越消沉，精神障碍者也愈来愈多，令人难堪。”柏克（十八世纪的英国政治家及哲学家）说：“忧郁、丧志、绝望和常发生的自戕，是因为我们以消沉的眼光、疲弱的身体看待事物的结果。这些罪恶的解药是运动或劳动。”伏尔泰小说中的人物康第德即使是在他的烦恼已近尾声之时，依然持续奋斗，最后他沮丧地对女主人公说：“我想知道哪件事是最惨的，被黑人海盗抢了一百次、屁股肉被削下来、挑战保加利亚军队、在宗教的火刑仪式上遭鞭打和吊起、被刀砍、在大船中当划桨工——就我们的经验来说，每件事都很痛苦——还是坐在这边无事可做最惨？”问题直到康第德和她亲自整理自家菜园才解决，泥土的味道使他的心情变好了很多。不过相反的看法（上流的生活可提升精神层次，工作会使其降低）依然很流行。华尔波尔（十八世纪英国文学家）开给朋友一个药方：“处方——在伦敦待三百六十五天。”以除去他心中的重担，这种病是乡下的甜酒治不好的。
到了十八世纪末，浪漫主义的精神开始抬头，纯粹理性太过乏味而逐渐破灭。精神开始变成高贵的东西，崇高而又令人悲痛。忧郁又一次被放纵，比费西诺的时代更受人景仰。格雷（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学家）捕捉到时代的气氛，这个时代再度将忧郁视为知识的来源，而非排拒知识的愚行。他的“乡村墓地挽歌”成为经由悲伤而得到真理智慧的标准文体，人们可借此学到“光明的道路不过就是朝坟墓而去”。在伊顿学校（历史悠久的英国贵族学校——译者注）的操场上，他看到：
悲愁降临在每个人身上，
苦难不同但一样地哀痛。
慰藉他人之苦，
以忘却自身之苦。
不要再有愁苦了；
无知才是真幸福，
聪明人其实愚蠢。
柯勒律治（十八世纪的英国诗人）于1794年在文中说他渴望被“苦闷的喜悦”麻痹，“暗色的翅膀把骚动的心孵成神秘的喜悦。”康德认为“忧郁可远离俗世尘嚣，因为合理的倦怠是一种崇高”。而“以规范为准的美德有个特点，它似乎是要与心灵的忧郁结合才能达到最高和谐。”在此气氛之下，十九世纪接受了忧郁症。
在告别十八世纪之前，我们也该来看看当时的美国殖民地发生了什么事，当时基督教的力量比欧洲还强大。忧郁症的问题更让移民感到苦恼和困扰，于是有一个关注此问题的美国学派很快就在麻省形成。美国移民比起欧洲人更加保守，他们常表现出非黑即白的宗教式观点，他们喜欢用宗教来解释忧郁症。与此同时，他们还要应付接踵而来的忧郁。他们讨生活非常困难，社会制度依然僵硬，道德标准很高，孤立感尤其强烈。他们无法服用华尔波尔的“处方”，没有多少炫丽或有趣的方法可以甩开忧郁。把生活重心放在宗教救赎和真理中，也叫人发疯，因为这种唯一的生活重心是非常不确定的东西。
科学时代的来临
这种社会里的忧郁症患者，几乎都被视为恶魔附身，因他们本身的脆弱或不努力向上帝忏悔而被恶魔蹂躏。马瑟（当时的清教徒领袖）是第一个长篇论述探讨此问题的人。虽然他早期倾向于极端的道德评判思想，后来因他的妻子琳达得了“如同被撒旦附身”的忧郁而改变态度。接下来的几年，马瑟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研究忧郁症的问题，同时开始构思一种理论，将神圣、生物、自然和超自然的理论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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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各种精神障碍中，忧郁症患者的好处是相对较温顺，所以不像发疯或精神分裂那样受到较残忍的对待。肮脏、卑下、折磨和悲惨，是忧郁症在整个理性时代与摄政时代的命运。严重的精神障碍者也有可能会恢复正常，这种看法在社会上是受到压制的，一旦被人发现有精神病，就得在精神病院度过余生，因为精神障碍者和一头被捕的犀牛一样，不可能再有人类的理性。贝德兰的主治医师蒙洛说忧郁症难以治愈，而且“要治疗失常者，‘手法’和医术一样重要。”患了极度严重的忧郁症的人，通常是残忍疗法的施行对象。波尔哈夫自己就曾提议以更大的身体痛苦，来分散病人对内心痛苦的注意。让忧郁症患者溺水是常见的手法，还用到像怪诞画作里的怪异机器，来让患者旋转至昏厥或呕吐。
较轻微的忧郁症者，因他们的症状而活在近乎黑暗的生活中。鲍斯韦尔（十八世纪的英国传记作家）写了一封长信给他的朋友，内容是关于他的忧郁症经验。在他之后，诗人科伯也做过同样的事。他们的文字流露出那个时代忧郁症患者极端痛苦的感受。鲍斯韦尔在1763年写道：“在这封信里，满纸都是你可怜的朋友的悲惨命运。我的忧郁症已到了最骇人、最苦恼的地步。我沮丧透了。我的心中塞满了最黑暗的想法，我的理智已弃我而去。你相信吗？我疯狂地满街走，号啕大哭，泪流满面，从我内心发出呻吟。哦！老天爷！我怎么受得了！哦！我的朋友，为什么我会这么悲惨。我该怎么办？我对任何事都没兴趣。所有事情都毫无意义，都那么枯燥乏味。”当年的不久，他在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补充说：“深深的忧郁笼罩着我。我觉得自己老了，悲惨又凄凉。所有你能想象的恐怖念头，都涌现在我的脑海中。我以完全不确定的眼光看事情：所有事物都是那么暗淡、愁苦。”鲍斯韦尔开始每天写十行字对自己说话，虽然写得很简略，但他发现在经历忧郁时写下自己的感受，竟可以保持某种程度的清醒。所以我们可看到这样的字句：“你陷入恐怖的忧郁中，满脑子都是不该有的吓人念头。你回到家祈祷……”几天后：“昨天你在晚餐后心情很差，被自己糟糕的想法吓坏。你感到疑惑、不确定，瘫软下来，说想要上床，勉强读着希腊文学……”
科学时代的来临
鲍斯韦尔曾记录约翰逊(十八世纪的英国文豪)的生活，他也得过严重的忧郁症，事实上，是他们共同的忧郁经验使他们结为好友。约翰逊说伯顿写的《忧郁的剖析》是唯一能让他起床的书——“比他预期的时间早起两小时。”约翰逊总是很注意道德，害怕浪费时间，但在他忧郁最严重的时候，他会无所事事地躺上好久，“我总是希望能抗拒‘黑狗’，”约翰逊写道：“在驱赶它的时候，我几乎失去了所有可助我一臂之力的东西。当我孤独地用早餐时，那黑狗就在那等着要分食，从早到晚，它都在吠叫着。”就如同鲍斯韦尔借用德来敦（十七世纪英国诗人）的诗句对约翰逊说：“忧郁，和‘大智慧’一样，与疯狂只有一线之隔。但依我来看，二者大大不同。”
柯珀诗化了他的悲怆，但却比鲍斯韦尔还凄绝。柯珀于1772年写了封信给他的堂兄：“我努力不在信中谈悲伤与愁苦，但是我活跃的和弦都走了调。”接下来的一年，他发生严重的崩溃，有时候完全动弹不得。这段时间他写了一连串令人惊骇的诗给朋友，其中一篇的结尾是这样的：“我，遭天谴，封于血肉之坟／葬于土地之上。”柯珀无法从写作中得到解脱，一天十行字也不能舒缓他的愁苦。事实上，虽然他明白自己是伟大的诗人，但他觉得他的写作能力与忧郁体验没什么关系。1780年，他在写给约翰·纽曼的信上说：“别人期待的是我那可怖的内在自我，而非我为任何目的将其表达出来的力量。我背着无人接下的重担，怀着一颗坚毅得不可思议的心。”杨格（十八世纪英国诗人），大约在同时期的写作中提到“藏于内心的陌生人”，并描述了这世界的郁郁无情：“世界是如此忧郁的容颜！不过／更为悲惨的是，世界是人们真正的容颜！”斯摩莱特（十八世纪英国小说家）写道：“过去十四年来，我内心中有座医院，以最痛苦的方式照顾自己。”女人的命运更加悲惨。德凡侯爵夫人用英文写信给友人：“你不可能想象能理解它，更别说是被它吞噬了。我真希望我从没活过。”她在另一封信中以厌弃自己的口吻说：“告诉我，烦人的生活，为什么我依然怕死。”
十八世纪末的英国新教苦修者把忧郁症归咎于社会沉沦，并指出怀旧的贵族阶级患病率特别高。曾是贵族优雅的标记，如今成为道德沦丧和脆弱的标记，解决之道是除去傲气。约翰逊说这种痛苦可防止怨气，并发现“苏格兰的人民既不富有也不奢华，就我所知，当地的精神障碍者非常少见。”布朗（十八世纪的苏格兰医生兼作家）也说：“我们颓废、胆怯的生活，加上我们的岛屿型气候，使我们的意志越来越消沉，精神障碍者也愈来愈多，令人难堪。”柏克（十八世纪的英国政治家及哲学家）说：“忧郁、丧志、绝望和常发生的自戕，是因为我们以消沉的眼光、疲弱的身体看待事物的结果。这些罪恶的解药是运动或劳动。”伏尔泰小说中的人物康第德即使是在他的烦恼已近尾声之时，依然持续奋斗，最后他沮丧地对女主人公说：“我想知道哪件事是最惨的，被黑人海盗抢了一百次、屁股肉被削下来、挑战保加利亚军队、在宗教的火刑仪式上遭鞭打和吊起、被刀砍、在大船中当划桨工——就我们的经验来说，每件事都很痛苦——还是坐在这边无事可做最惨？”问题直到康第德和她亲自整理自家菜园才解决，泥土的味道使他的心情变好了很多。不过相反的看法（上流的生活可提升精神层次，工作会使其降低）依然很流行。华尔波尔（十八世纪英国文学家）开给朋友一个药方：“处方——在伦敦待三百六十五天。”以除去他心中的重担，这种病是乡下的甜酒治不好的。
到了十八世纪末，浪漫主义的精神开始抬头，纯粹理性太过乏味而逐渐破灭。精神开始变成高贵的东西，崇高而又令人悲痛。忧郁又一次被放纵，比费西诺的时代更受人景仰。格雷（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学家）捕捉到时代的气氛，这个时代再度将忧郁视为知识的来源，而非排拒知识的愚行。他的“乡村墓地挽歌”成为经由悲伤而得到真理智慧的标准文体，人们可借此学到“光明的道路不过就是朝坟墓而去”。在伊顿学校（历史悠久的英国贵族学校——译者注）的操场上，他看到：
悲愁降临在每个人身上，
苦难不同但一样地哀痛。
慰藉他人之苦，
以忘却自身之苦。
不要再有愁苦了；
无知才是真幸福，
聪明人其实愚蠢。
柯勒律治（十八世纪的英国诗人）于1794年在文中说他渴望被“苦闷的喜悦”麻痹，“暗色的翅膀把骚动的心孵成神秘的喜悦。”康德认为“忧郁可远离俗世尘嚣，因为合理的倦怠是一种崇高”。而“以规范为准的美德有个特点，它似乎是要与心灵的忧郁结合才能达到最高和谐。”在此气氛之下，十九世纪接受了忧郁症。
在告别十八世纪之前，我们也该来看看当时的美国殖民地发生了什么事，当时基督教的力量比欧洲还强大。忧郁症的问题更让移民感到苦恼和困扰，于是有一个关注此问题的美国学派很快就在麻省形成。美国移民比起欧洲人更加保守，他们常表现出非黑即白的宗教式观点，他们喜欢用宗教来解释忧郁症。与此同时，他们还要应付接踵而来的忧郁。他们讨生活非常困难，社会制度依然僵硬，道德标准很高，孤立感尤其强烈。他们无法服用华尔波尔的“处方”，没有多少炫丽或有趣的方法可以甩开忧郁。把生活重心放在宗教救赎和真理中，也叫人发疯，因为这种唯一的生活重心是非常不确定的东西。
科学时代的来临
这种社会里的忧郁症患者，几乎都被视为恶魔附身，因他们本身的脆弱或不努力向上帝忏悔而被恶魔蹂躏。马瑟（当时的清教徒领袖）是第一个长篇论述探讨此问题的人。虽然他早期倾向于极端的道德评判思想，后来因他的妻子琳达得了“如同被撒旦附身”的忧郁而改变态度。接下来的几年，马瑟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研究忧郁症的问题，同时开始构思一种理论，将神圣、生物、自然和超自然的理论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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